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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德报国”的裴氏家族
博主按：这篇文章是我几年前应山西省名人联合会主办的《名人世界》杂志之约而撰写的，本不想贴在这里。星期天从大街上的书报亭买回2006年第6期《随笔》，拜读完沈宁先生的“与大师谈大师”一文，感慨颇多。该文记述的主人公范敬宜先生说，中国人现在经常喜欢说国风、民风、世风等等，却几乎不提家风和门风。可是离开家风和门风，哪里来的国风和民风。对自己家风和门风毫无所知的人，他会关心国风和民风吗？连自己的家门和长辈都不知道热爱的人，他会热爱祖国和民族么？范老的话振聋发聩！我决计贴出此文。 拂去历史的尘埃，源远流长的裴氏家族就像一条灿烂的星河，裴潜、裴秀、裴楷、裴松之、裴寂、裴行俭、裴度……则是星河中最耀眼、最夺目的星座，成为矗立于历史各要塞的不朽丰碑。他们在各自生活的时代，勇敢地面对现实、立足现实、投身现实，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施展才华、大显身手、播弄风云。可以说，自魏晋至隋唐的八百年华夏文明史中，每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业都留下了裴氏家人的脚印，裴氏家族也曾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惊世骇俗的高潮。韩愈曾赞：“裴氏自魏晋以来，世为名族。支分派别，各成大家。”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裴柏村记》中曾指出：“观裴氏之兴，唐存亡亦略可见矣。”也难怪欧阳修在作唐宰相世系表时先裴氏而后他人。那么，究竟是什么使裴氏家族将相接武、英雄辈出、长盛不衰呢？这无疑与裴氏家族的门风及信条密不可分。 裴氏从远古脱颖而出后，于魏晋初露锋芒，显于六朝天宇，盛极隋唐二朝。这一时期，裴氏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1人，使25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其中，史书中立传记述的(包括主传中附记的)约有100余人，观其人品宦迹，察其处世行为，除了北朝的裴景颜、裴献伯，隋朝的裴蕴，唐朝的裴延龄、裴冕等人而外，都可用“清廉忠正”来概括。官至尚书的裴瑜可谓正史记载较详的裴氏家族第一人，据《后汉书·史弼传》记载，史弼在桓帝时为河东太守，以举孝廉忤逆中常侍侯览，被槛车征往京都。裴瑜以前孝廉送至崤渑之间，大言于道旁曰：“明府摧折处臣，选德报国，如其获罪，足以垂名竹帛，愿不忧不惧。”史弼曰：“昔人刎颈，九死不恨!”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这段史实，可看出一个知恩识义，一个杀身成仁，都是儒家精神的生动体现。而裴瑜所推崇的“选德报国”至少从这个时期始，成为裴氏家族世代相传的信条，他们把“清廉忠正”作为自己的门风，恪守传统，报效国家，使裴氏族人无论生前身后，都披满了历史的花环。 裴氏族人虽然身为高官，却能重义轻财，清正廉洁，不以家产为念。裴潜是裴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据《三国志·裴潜传》载，潜避乱荆州，初附刘表，后事曹操，为操参谋军事，治理代郡，显示出卓越的才智；入魏，官至尚书令，封清阳亭侯，邑二百户，成为裴氏家族的第一个宰相。裴潜为官，不论调迁何处任职，从不携带家眷，兴师动众，这与见惯不怪的封建官僚动则儿女妻妾，大轿小轿，络绎不绝的奢侈行为形成明显的对照。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几乎很少顾及家里，以至于“妻子贫乏织蔾芘自供”。他为兖州刺史时，曾做过一张胡床，在他离任时又将它留了下来，就连其父裴茂留于他们弟兄几个在京师出入行走的参车及田舍也多方削减。他在弥留之际，嘱托家人，在其死后不要靡费，一切从简。果然，在他的墓中仅“置一坐瓦器数枚”，而别无它物。裴松之孙裴昭明“历郡皆清勤，常谓人曰：‘人生何事须聚蓄，一身之外亦复何求?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故终身不事产业。”其子裴子野也像他的父亲，史载他因无宅院，借了二亩官地，搭出一间简陋茅屋，屈居其间，妻儿老小备受饥寒，但他却清心寡欲，悠然如仙，常以大义晓之妻儿。北周裴侠更为出色，在任河北郡守期间，所食与平民百姓相差无几。按本郡旧制，有渔猎能手三十人专为郡守游玩生活服务，裴侠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为了自己的口味而劳民伤财，实在是太不应该，他便废除了这一惯例。另外，还备三十人，专供郡守役使，裴侠也不私用，而是让他们去饲养马畜，一年到头，积马成群，造福于郡里。在其去职之日，又一无所取，郡民感动，以歌颂之：“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其叔伯兄弟裴伯凤对他的操行颇不理解，他说：“夫清者莅职之本，俭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济其美，故能存见称于朝廷，没流芳于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滥蒙殊遇，因其穷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惧辱先也。” 裴氏族人为人忠直，为政公正，也为世所称。与王戎齐名的裴楷生性宽厚，且有侠义之骨，晋武帝曾问他朝廷之得失，他回答说：“陛下承受天命，统摄四方，之所以未比及尧舜之德，是因为有贾充之徒乱于朝中，因此只宜重用贤能，弘扬政道，而不能任人唯亲，贻误国家。”裴楷对贾充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武帝听从劝谏，把贾充调出京师，去任关中都督。裴楷之子裴瓒与杨骏女婚配，杨骏专权时，裴楷转为卫尉，迁太子少师，悠游无事，不与之同流合污。裴楷出生于闻喜，因他以言论清通红极一生，故在他死后称其出生的地方为清通乡，以示纪念。唐穆宗时，裴潾任刑部郎中，前任仓曹曲元衡杖杀百姓柏公成母，法官顾忌曲的权势，遂断曲赔偿赎金若干了事。柏公成受贿后，也不上诉，使曲元衡得以逍遥法外。裴潾决心重审此案。他认为刑法乃国家公柄，为官者可用刑于部属之内，如果不在职又非部属，虽有私罪也应交主管部门以情理论处，不得擅自鞭笞。曲元衡并不为官，公成母更非其部属，而他却擅凭威力，杖死他人，实为法律所不容。柏公成借母之死，取贿于仇家，隐情不告，实为大逆不道。遂判柏公成死刑，曲元衡流放荒原。这种判决虽不尽公允，但裴潾敢于伸张正义，却使他名噪一时。“策平蔡地一千里，身系唐朝三十年”的唐“中兴名臣”裴度刚正不阿，敢于与邪恶作斗争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唐后期，朝廷太仆寺下设立五坊，专养雕、鹘、鹞、鹰、狗，以供皇帝狩猎游幸使用。五坊使仗势欺人，横行闾里，随意勒索百姓。更严重的是，五坊使每年夏秋两季举行赛鹰比狗活动，并按照鹰狗飞走的范围征收钱粮。贞元末年，此辈阅鹰收租来到下邳，县令裴寰不肯答应，被判大不敬罪名下狱。裴度知后，大为愤慨，多次上疏为裴寰申冤，终于迫使唐宪宗释放了裴寰，伸张了民怨。在裴度的顽强斗争下，唐后期的腐败现象才有所改变。 裴氏族人不仅持身能俭，在职能清，而且爱民如子，体恤百姓。北朝时的裴延俊曾任幽州刺史，他看到范阳和渔阳燕二郡旧有的水渠皆塌陷不能使用，而当时正值大旱，便急切上表朝廷，要求加快修复。裴延俊亲自考察、测量、督促，使这项修复工程很快竣工并交付使用，使幽州大地上百万亩干涸的土地得到灌溉，为利十倍、百倍。裴子野“为诸暨令，在县不行鞭罚，人有争者，示之以理，百姓称悦，合境无讼”。武则天时的裴守贞在朝理狱，“务存平恕，前后奏免数十家”，因此不合武氏的旨意，被放出京城转任刺史，他“为政不务威刑，甚为人吏所爱”，在他调任时，百姓“送出境者数千人”。 裴氏家族的众多成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选德报国”的信条，营造出“清廉忠正”的门风，古今堪誉，光昭后人。 | 
